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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委书记谈群体事件:管控压等维稳渐失作用  

2012-10-18 08:26:48|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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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8日05:30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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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委书记谈群体事件:管控压等维稳渐失作用

贵州省瓮安县委书记沙先贵

  【对话背景】 4年前,瓮安事件震惊全国。如今,再访瓮安县城,当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对公安、政法机关满意率不断攀升,安全感持续增强。日前,瓮安县委决定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时刻警示党员干部。以楼为镜,可以明得失;以教训为警钟,可以知治乱。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背后有着怎样的基层治理探索与变革?瓮安的4年转变历程,能为基层治理者带来哪些从观念到实践的启示?

  不做社会建设滞后的“泥足巨人”

  本报评论部:对4年前“瓮安事件”的反思一直不绝,对现在“瓮安之变”的总结也不少。时间的沉淀往往能让人有新的思考。此前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瓮安事件与经济落后有关。联系现在的变化,就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我们注意到,从2000年至2007年瓮安的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收入增长近3倍。瓮安事件发生在当地经济发展较快的一段时期。怎么理解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让一个地方“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沙先贵:很大程度上,瓮安是一面镜子,是经济落后地区在转型发展中遭遇“转型之痛”的一个缩影。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瓮安遭遇着更复杂的两难困境:底子薄、实力弱,既要迅速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发展,又要满足不断提高的民生需求。反思瓮安事件,最大症结还在于民生欠账太多,对群众权益长期忽视,导致问题扎堆、民怨累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痛定思痛,瓮安各级干部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时代在变,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GDP挂帅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没有厚实的社会建设,即便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起飞,那也只是问题重重的“泥足巨人”。我们必须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所指出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的确要用发展来解决发展的问题。但这个“发展”不单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是目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转变,4年来,瓮安千方百计弥补历史欠账,砸锅卖铁也要把民生欠账补上。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完善新农合、建设保障房、拓宽就业渠道等一系列民生措施,群众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心气顺了,社会安定了。事实证明,抓民生同样能带来繁荣,而且是成色高、靠得住的繁荣。

  社会管理需要“维权创稳”新机制

  本报评论部: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等复杂条件下,社会稳定越来越成为基层重要课题。但如何维稳对基层是一个考验。一些地方尚未完全走出过去那种简单粗放、以堵代疏的维稳误区。从瓮安的实践来看,你觉得基层在维稳与维权方面有什么困惑?如何才能避免后面两种方式?

  沙先贵:我们感觉到,新形势下,一些过去曾经管用的管理方式,渐失作用。尤其是采取管、控、压等传统社会管理手段,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群体力量,未能及时跟进协商协调,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何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探索新路。

  经过瓮安事件后,我们认识到,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在这两年,我们大力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探索建立了信访调处专项资金、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奖补专项资金,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影响等多管齐下,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机制,使民众有地方表达诉求、有法律规范诉求、有政策满足诉求、有机制排解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从源头上解决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多种因素。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维权不仅能够维稳,而且可以创生和谐稳定因素,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最大的体会。

  提振公信重在平时“烧香拜佛”

  本报评论部:群体事件如何正确应对、社会矛盾如何有效化解,是给基层的严峻课题,也是关于末端处置和源头治理的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应对突发事件还是实施常态治理,政府与社会、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状态至关重要。政府公信力高,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筑得牢,往往就不会乱,或者能在问题发生时很快处理好。瓮安从过去的不被群众信任到现在信任度较高,你觉得变化的关键是什么?

  沙先贵:民间有句俗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群体突发事件也是一次检测,政府公信力有多大、干部关系好不好,在非常时刻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瓮安事件是政府公信流失、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我为谁工作?我对谁负责?我怎样工作?4年来,我们要求瓮安的各级干部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展工作,增强群众意识,重树为民作风。我们开展了“千名干部走千村、万名干部进万户”活动,干部走基层“写民情日记,建民情台账”,建立“五大访”工作制、领导干部责任包保制、机关干部驻点帮扶工作制等长效机制,使干部真正深入基层、融入群众,联系实际倾听民声,务实真干与民同行。

  群众工作的常态化,使曾经的坚冰积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正在修复。举一个例子,当年用燃烧瓶攻击政府的少年葛启义,他最近出现了生意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报警,几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但4年前,他面对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烧瓶。像他这样遇到问题时信任法治和政府部门的人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两次抽样调查也显示,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分别为93.46%和94.63%。

  基层组织需要“二次发育”

  本报评论部:4年前的瓮安事件,以及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说明一些基层政权在决策和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你觉得如何加强推进基层决策的科学性?

  沙先贵:瓮安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民众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增强背景下的各种诉求。因此,我们重点对基层组织的建设进行了加强,着力配齐配强村干部,探索统筹城乡党建工作。

  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贴近民意,我们推行了“双向组织生活”模式,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形式构建起新的城乡支部共同体,加强城乡党员互动。同时,大力抓好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把“三议三公开”工作法拓展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领域,这“三议三公开”,就是指村民商议、“两委”决议、“两会”审议;内容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应该说,效果很不错。

  我们的感受是,转型时期社会深刻变革,基层组织也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治理环境进行“二次发育”,在新的基础上强化管理、服务等各方面的功能。

  (本报记者 汪志球 詹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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