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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独行侠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日志

 
 

学习时报:官二代接班严重解构党的执政合法性  

2013-06-13 15:39:37|  分类: 惩治腐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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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0 08:33:56|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靠什么化解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

  ●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关键是看其分配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  

  ●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因为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缘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极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如果大体划分一下类型,其中一大类最为人诟病的现象是官二代接班。不时有消息见诸报端:某书记的公子当了副县长,某市长的女儿当了副书记,某主任的女婿当了常委,某部长的外甥成为科长等等。这些信息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严重地解构着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

  理性地说,从政中体现某些家族性的特点,其实也不算个别现象。如果说,我举菲律宾阿基诺家族的例子,举印度甘地家族的例子,举巴基斯坦布托家族的例子,往往会使人们同缺乏民主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若举美国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为例,举韩国朴正熙、朴槿惠父女为例,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在起作用。  

  为什么?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通常基于两个基本方面,简单概括,一是合法性,二是科学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套道理。这套道理,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起码要自圆其说。例如,在王朝统治下,完全可以强调世袭。这个国家属于皇帝,皇帝当然要掌权,当然有权决定谁来帮他行使方方面面的权力,包括各级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最高权力传给他的兄弟姐妹,传给下一代,这和家庭财产继承是一样的道理。在民主政治下,你要强调人民是权力的主人,那就真的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在选择掌权者,决定大事,能就那些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考虑到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按照规则来防止权力交接可能进行不下去的情况。例如,君主的权力既可以交给兄弟姐妹,也可以交给自己的子女,还可以交给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不规定一个先后顺序、选人的标准,不明确谁说了算,可能会发生混乱。于是就需要设计一套合理的、大家都接受的程序和制度,当然也包括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统统都要设计好。如果是民主制,由于没有一个大家都绝对服从的自然人,更需要大家参与,制定大多数都认可的制度、程序、规则,以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  

  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我们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我们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似乎很合逻辑、天经地义。但是不能忘了,和封建王朝不同,我们的合法性既不是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来,也不是靠梦白蛇“斩蛇起义”而来,更不是“金刚转世”变成共产党人,从此共产党人自然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恰恰相反,我们是靠高举民主大旗,在否定所有这些神秘主义说教的基础上获得掌权合法性的。没有“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旗帜,老百姓当初不可能跟你走。因此,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依据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跟共产党走翻了身,说明让共产党做我们的领路人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领导者,把党定义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用计划经济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法,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民如何当家做主”上来。万事都由全体民众当家作主自然做不到,但由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放心的人去做,这已经是最低限了。遗憾的是,前面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所谓“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不是说官员的孩子不能为官。如刚才所举,即使在西方国家,为官也往往少不了家族背景。关键是,我们有些选择方式有问题,我们有些用人制度有缺陷。我们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备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

对这种现状,采取维持的态度肯定是不行的。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呼吁深化改革的原因。不是因为主张改革者有什么特殊偏好,把他们看作“麻烦制造者”更是荒谬。而是因为看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消解、融化,所有有点责任感的人都深感忧心忡忡。冰山融化,雪线升高,那是要造成洪灾的。  

  怎样改革?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执政合法性重视不够,而是我们用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我们关于坚持和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但效果甚微,边际效用甚低,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在起着自我消解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个矛盾。  

  消除矛盾有两种方法。一是否定民主。否定了民主,不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直截了当地把党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党作主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来,一切由党说了算,包括由什么人掌权都由党说了算。我看到一些研究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论证民主的缺陷,论证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于国情不合,是误入歧途,并且试图以否定西方民主来导出中国可以不要民主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当初高举的大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党就等于从历史上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但如此,我们还会落得个不讲信用、背信弃义的骂名。  

  二是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的旗帜。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为此,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讲党的领导,不是不应“党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这些都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毫无疑问,这样做起来,党的活动肯定会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各级党组织不能再对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党在真正保证民众对官员选择权的前提下向公权力输送自己的精英,甚至短时期内,在个别地区,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会被贴上不信任的标签等等。但是,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使党的公信力止跌回升,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这样,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选择相比,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  

  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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