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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独行侠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日志

 
 

舌尖上的1960:开会午餐吃熊掌  

2014-09-08 18:22:06|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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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阅世】走刀口按,1960年,史书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正在持续中,全国人民饥肠辘辘,许多人因饥饿而殒命,但这并不能阻挡一部分人“先饱起来”。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便在日记中记录这段温饱足食的日子,下文为董国和著《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先生到各地参观归来,“在课堂上讲到沿途受到的招待,感慨系之:‘我们这批人就像蝗虫,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而组织者是“想让他们看看人们怎样在勒紧裤带搞建设”,没想到却得此浩叹。

  宋云彬因“嫉恶太甚”,“赢得头衔右派来”,但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有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机会,这就与公款吃喝接了轨。他第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年2月27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月29日所记,3月2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月2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下午,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日所记,而在1960年5月10日,还有一则补记: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饭时,伯宁来,云裳亦在,余方饮酒,谈凡事必须实事求是,如在郑州参观展览会,讲解员指陈列的七个大鸡蛋,谓是一只鸡在一天内所下,并谓现已跃进到每天一只鸡下十四个蛋,又如前年有人赴天津参观农村,谓一亩试验田产粮达十万斤,皆与事实不符也。伯宁不以为然,且戒余不得在阿庄面前说,妻亦从傍附和之,余大生气,大家为之不欢云。”

  知此,既知大跃进为何还能继续升温,因有众多“伯宁”的“不以为然”;而这前车之鉴,则由宋云彬被“戴帽”而来;有了众多人被“戴帽”,才有了讼师的复活,由此“困难”也就更加严重。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为“戒余不得在阿庄面前说”,就用“参观访问”来改造他的“必须实事求是”,这就有了浙江的口福。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年1月7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月19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月26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日:“晚饭饮洋河高粱。”28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31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无愧室”所记市场供应贫乏的状况,也有多处。他迁居北京后,在1958年11月1日有此记述:“伯宁请吃全聚德烤鸭,下午四点定桌”,但“回家已九时半矣。全聚德以烤鸭著名,然近来每天分配到的填鸭子不多,供不应求。伯宁此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定到一只,然鸭身小,烤法亦不如前矣。”

  此为全聚德之景,再看1958年11月13日之记:“云裳买来烧鸡两只,大不盈握,余谓鸟也,非鸡也,云裳坚谓是鸡,疑莫能明也。又买来熏黑鱼头一个,其状如蟒蛇头。”北京食物匮乏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食物如此匮乏,宴会却依然是“水陆罗八珍”。1960年4月8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在《红尘冷眼》序文中,罗以民说它“方配为正史作注脚”,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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