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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独行侠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日志

 
 

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三)  

2016-12-08 22:11:56|  分类: 历史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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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激进与保守。

        李泽厚从哲学上讨论革命与改良,从而得出告别革命,遵从渐进改良的结论。而且从抽象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从严复与孙中山1905年“伦敦对”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之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闻言而对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家,大都因为不满意于现状,不甘于落后,从而不管不顾社会变革的社会基础,不知从“臣民”到“国民”有一个启蒙过程,否则就是欲速则不达,中国在一拨又一拨的革命中白白葬送了机遇。作为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先行者,在世界已经走过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中国依然担心“颜色革命”,担心民主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刘再复重提启蒙,反对不切实际的急剧变革,力主邓小平式的稳健发展,自有其道理。李泽厚认为,鉴于过往百年历史教训,中国现代化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顺序”,以发展经济为首要,认同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强调“其他都是软道理”。这是从哲学上抽象出来的经验教训,其意义当然不容低估。

        秦晖是历史学家,他从历史事实上得出的结论,证明“告别革命”是一个假问题。秦晖指出:“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秦晖的讨论给近代史研究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我们原来对革命、激进的恐惧,对改良、保守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假说,并不是历史事实。

        比如我们习惯于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以为前者是体制内的改良,比较保守,后者为体制外革命,因而激进,破坏性太强。在“告别革命”论者内心深处,所要告别的,就是辛亥革命这样激进的、破坏性太强的暴力,而推崇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这样缓进但确实有效的温和改良。

        其实,从历史主义的视角重新研究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确乎如秦晖的判断,体制内的温和变革未必真温和,体制外的革命未必真暴力,真破坏。

        戊戌变法,就大环节而言,属于甲午战败后体制内有识之士策动的变革,属于改良主义性质。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场变革几乎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腥风血雨:

    1.恭亲王奕?去世十几天,改革突然发动,而这个改革的方向显然与恭亲王过去主持政务的思路并不吻合;

    2.改革启动不几天,起草6月11日改革第一号文件《明定国是诏》的翁同龢突然被解除一切职务,赶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为两朝帝师,全程关照光绪帝的成长,应该属于光绪帝最亲近的人物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翁同龢落到这样一个下场,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无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论;

    3.康有为是体制内的变革力量,但也是他最先动议用武力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腥风血雨,从此开始;

    4.谭嗣同、林旭,都是体制内的青年才俊,而且其父祖均属于体制内高官,他们为什么也会认同康有为的分析,参与武装行动?

    5.慈禧太后获知政变阴谋后,一点都没有犹豫,不仅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一网打尽,予以处死,而且株连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陈宝箴父子等一大批高官。 

        中国的政治革新势力因此受到极大打击,一场原本应该和平的温和变革既不和平,更不温和。

        再看几年后发生的新政,同样属于体制内改革。从1901年开始,中经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宣布宪政改革,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至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直至武昌新军哗变、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短短十几年时间,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多大暴力冲突,但如仔细考究,第一,因改革迟缓,推进困难,引发革命党人暴力抗争,这不能说与改良毫无因果关联;第二,在清末长达十年时间,各地民众不满清廷新政的横征暴敛,各种形式的抗争此伏彼起,各地官军对起事民众的残忍镇压,其本身就很难说是温和、保守的变革。

        反过来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固然是一场毫无争议的激进革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在一百天的僵持中走进了历史,中国毫无征兆、毫无预感地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激进的,这无疑是最大、最激进的举动。一个奉行了两千年的制度,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说没有就没有了。

        但是,还可以看到,广义的辛亥革命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算,至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总计十七年,由革命党发动的暴力抗争、起义,其次数有限可数,这些暴动的攻击目标为清政府的机关、设施,这些起义也确实对清廷决策者有所震动,所谓“革命倒逼改良”,此之谓也。假如没有辛亥前十多年革命党人的抗争,就不可能有清末的新政、宪政。

        内忧外患不断加剧,使清廷在立宪党人强烈要求下调整了宪政日程,进入1911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政府成立,标志着宪政运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这个宣布意味着在过去十几年社会各界要求废除军机处、建立责任政府和划清皇权边界等政治改革,都有了突破性进展。新政府的功能之一为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后,制定宪法,宣布宪法。如果将这些工作顺利完成,中国就从一个君主专制体制转型至现代宪政架构,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必将随着宪政实现而建立。

        然而谁都想不到的是,宪政改革竟然在最后阶段出了乱子,清廷宣布的责任内阁十三名成员中,竟然有九人为皇族或满洲贵族,汉人高官得以入阁者仅四人,这远不如改革前“满汉双轨体制”中的一比一。于是这届内阁被讥讽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的说法当然太刻薄了点。事实上,按照立宪规划,立宪后的体制,除了皇族,便不再有具有法外权利的所谓贵族,即便是皇室成员,也有一系列特别权利的约束。第一届内阁只是一个过渡性机制,待正式国会召集,内阁必将像走马灯一样调整,假如社会各界有此基本共识,第一届责任内阁皇族、贵族居多问题便不成为问题。然而,慈禧太后、光绪帝之后的清廷最高统治层中的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实在缺少政治智慧,相持几个月的时间,始终无法化解立宪党人的心结。至于新军将士,由于在过去十几年并没有想着完成军队国家化改造,关心政治、干预政治,成为新军将士自以为是的当然职责,于是在僵持不下的困局中,新军将士以为他们有责任站出来说话。所谓武昌起义,其实应该做如是分析。

        武昌起义,使和平的宪政改革变为暴力冲突,激进与保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位移,革命与改良的性质也都在变化,不过我们看到的最后结局却是,除了满洲皇帝退出对实体中国的统治,几乎所有的国家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致于激进如鲁迅在辛亥后相当不满意“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想象中,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变,一定是激进的,激烈的,一定是天翻地覆的,读鲁迅那代亲历者的记录,似乎并非如此,历史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激进与保守并非一成不变。

时间原因,今天就暂且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各位赐教。


选自《中学历史教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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