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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独行侠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日志

 
 

供给侧改革:里根的教训与朱镕基的经验  

2016-02-23 14:49:20|  分类: 新词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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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1 00:00  来源:《财新周刊》  作者:徐朝阳  
    近来备受关注的供给侧改革,其源头来自美国1970年代末的供给学派,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采纳过这个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因而,国内不少人觉得,我们搞供给侧改革应该借鉴里根的做法。其实,里根的供给侧改革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成功,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却有着数次成功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但更应当从中国现实出发去挖掘供给侧改革的潜力。
    里根的“供给革命”
    1980年,持强烈保守主义立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的施政纲领被外界认为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大幅度的减税计划、解除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其中,减税是核心。其政策目标非常清楚,即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宣称:“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
    里根上任后,很快就推动国会通过《1981经济复苏税法》(俗称坎普-罗斯减税法案),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整体削减25%(最后实际减税23%左右),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里根总统一系列令人炫目的政治动作,一下子就把名不见经传的供给学派推到了聚光灯下,人们也把里根的经济政策称之为“供给革命”。
    然而,直至里根总统1989年卸任,美国经济虽取得温和增长,个别年份(如1984年)还相当强劲,但是,劳动供给、家庭储蓄、企业投资、生产率都没有明显变化。
    可能意识到减税没有预料中的效果,里根后来推出其1986年税改法案时,重点转向减少扭曲,不再追求整体减税了,“供给革命”基本偃旗息鼓。1990年代后,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先后加税,供给经济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朱镕基的供给侧改革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在江泽民和其他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和配合下,大刀阔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当时,国内还没有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但是,朱镕基的某些改革举措算得上货真价实的“供给革命”。
    朱镕基面临的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他不仅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得对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实施改革和重组。朱基还加快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并力促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这些改革,在改善供给端微观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影响深远,国内外有大量研究可以证实这点。然而,这些改革更具有基础性,旨在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虽然也是在供给端着力,但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供给侧改革。
    人们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止一次上演了依靠供给侧改革解决短期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好戏。可以说,里根的“供给革命”未免夸大,而中国的“供给革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朱镕基1998年担任总理后,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绝佳案例。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大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发动竞争性货币贬值,这对中国产品出口形成强烈冲击,并直接导致经济增速连续两年跌破8%。那时,社会各界普遍预期中国以后难以再现高增长荣景,增速只会越来越低,悲观气氛跟当今中国有些类似。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该通知为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成为城镇居民住房的主体供给者扫清了最后障碍,将探索了十多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入收官阶段。这项改革的震撼力如今已被我们所认识: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在4%左右,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2005年后,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突然大幅度增强,而政府又开始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暂时有所减退。
    1990年代中后期,政府曾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定性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严厉压缩其基建投资规模。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强势启动,钢铁等重化工业产品突然从过剩变成短缺,价格连年暴涨,居然成为新世纪初叶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产业。2000-2007年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而这段黄金期至少前半段的首功当推房地产业。
    为何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能够产生里根的“供给革命”难以企及的巨大效果呢?原因是中国此前存在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的扭曲性制度安排。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供给抑制政策得到纠正和革除的进程并不一样。在供给抑制政策基本消除的领域,商业资本大量涌入,生产能力快速扩张,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在其他依然受制于供给抑制政策的领域,产品供给则严重不足,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针对那些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可以快速释放有效需求,并通过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产生需求放大的乘数效应,最终推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数次实施成功的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经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2012年中国GDP增速再次跌破8%,今年更是跌破7%,中国进入类似1990年代中后期以制造业产能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下行期。
    2015年11月,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国务院相关部门为落实供给侧改革,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显然,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希望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和创新带动需求扩展,从不同维度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共同推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缓解经济下滑的压力。
    目前我们所知的供给侧改革举措,可能包括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以及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等等。从长远看,这些改革显然有利于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最终会提高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问题是,供给侧效率的改善,能否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新的社会总需求来呢?
    所以,中国要实施成功的供给侧改革,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里根式的,仅仅只能在一般意义上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我们必须要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出发,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准存在明显供给抑制政策,从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释放有效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这样的领域虽然越来越少,但显然还是有的,只是这些领域的改革普遍面临着顽固的体制性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明确指出,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导致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关键性体制障碍,看准了方向要硬碰硬地直面改革。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摘自《财新周刊》徐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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