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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独行侠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日志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刘宗绪教授与高考命题、中学历史教材改革  

2017-03-17 21:03:07|  分类: 历史高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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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4 黄安年 历史教育家
   刘宗绪教授(1933-2003)是我的师兄、同事和朋友。我和宗绪兄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参加国家教委(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组的工作,是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来往最密切、特别值得怀念的一段好时光。

       1992年初,我从美国访学回国不久,经宗绪推荐,我参加高考命题“正业” ,因而也从不计算工作量业绩,尽管有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曾出具证明,明确指出这是一项推进高教事业极其重要的工作,并建议将在考试中心的工作计入教师的个人工作量中。每年为考试中心工作花去的时间,包括准备和开会,实际上有两三个月之多,我们经常相对苦笑,权当是不计报酬的奉献。

     在北师大历史系,自1954年至今的半个世纪中,还从来没有哪位教师或学生的身高超过宗绪,除了师兄以个高著称外,他全家人的平均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堪称历史系和师大一景。在历史系,我们昵称他为“大个” ,而他有时叫我“猴爵” (1958年一次历史系文娱会演活动,我即兴献丑表演“耍猴”,他一幽默即给起了这么个无伤大雅的外号)。1992-1996年高考命题期间,我有机会和宗绪朝夕相处,不仅大小组开会在一起,而且两人一起集合于北师大小北门同车前往考试中心安排下榻的西山国务院封闭式招待所等地,我们被分配在同一标准房间内,每次一般在10天半个月左右,其间往往无话不谈,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同,尤其涉及世界史的教学体系与改革 思路、高考命题改革和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改革谈得更多。

       在苏联模式影响下,教研室是一级教学机构,这个影响迄今未消。宗绪从事世界近代史、法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我从事世界现代史、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我们在学术思想和见解方面有许多共识,但因分属于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这两个不同的教研室,因此在教学和研究上的相互联系和交流遇到了不少人为的障碍。改革开放后,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得到恢复,当时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已经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世界现代史因缺少德高望重的学术带头人,1981年我请河北师院的黄德禄教授担任兼职教授,领衔培养美国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尽管这一届四名研究生的论文领域也都属美国近代史范畴,为了联系和指导方便,他们均归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管辖。但是,世界近代史的研究生并没有来听美国史研究生的课程,如果现 代史教师从事美国近代研究也不被视为“合法”。对于这种人为的障碍,宗绪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近代史、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不应截然分开。事实上,长期以来有关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课程下限和起点的划分一直没有解决好,即使我们都认同20世纪初作为世界近代、现代史的界标,但北师大历史教材中的 世界现代史依然不能从20世纪初谈起,世界近代史教材也一定将下限写到1917年前。

        90年代初,宗绪领衔申报“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 的 国家重点研究专题,邀我加盟。当时拙著《美国的崛起》已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和反响,还有多篇涉及美国近代史的论文,系里还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1843-1868年间美国国会档案。但这个合理主张却遭到了当时的某负责人的反对,据说其理由是本人是搞现代史的怎么能参加近代史的研究呢,如果本人参加课题组的话,首都师大的那位国际关系史专 家审查时不是要行使否决权吗?这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显然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在当时居然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还有一个例子,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由宗绪领衔申报博士学位点,也提出要我加盟,但同样遭到某负责人的非难。世界近代史博士点一直没有申请到。尽管宗绪完全具备条件胜任博士生导师,尽管北师大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群体完全有条件取得博士学位 授予权,但是当时系内外的气候使得这一努力无果而终,世界近代史研究的黄金机遇期也就擦肩而过。这不仅使得宗绪的学术才华难以施展,而且也使北师大的世界近代史研究蒙受重创。如今,在老一辈张文淳教授和刘宗绪教授先后去世、马家骏教授和王新教授等先后退休以及中年专家刘北成调到清华大学、青年学者杨玉圣调到中国政法大学以后,北师大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实力已经下滑到历史最低点(目前仅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副教授勉强维持) ,值得深思,也令人痛心。

       我和宗绪兄的学术联系可以追溯到1961年。1960年,我在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任教近两年(期间被评为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这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里是历史系唯一获此称号的)后被调往学校,负责协助主管文科的学校党委常委、副教务长方敏工作,她 是“三八”延安 干 部,又是胡乔木的妹妹,对人才爱护有加,对宗绪的学术创新精神和才干格外欣赏,经常和我谈起他的讲课很精彩,文章写得好,称他是师大的“教星”、难得的笔杆子和人才。在全校的文科教师中,受到她如此夸奖的,为数不多,据我所知,在历史系年轻教师中,宗绪是唯一的一位。1961年初,方铭主持全校文科教师大会,请宗绪做《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报告。1961年中央宣传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宗绪被指定为历史组的秘书(我当时在校内负责为文科教材会议提供资料准备工作)。1979年,宗绪获悉刘绪贻教授、杨生茂教授等正筹备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立即向我通报并建议我积极参与其事。我是一年前才由学校回到阔别18年的历史系,当时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郭澎兄希望我加盟他们的教研室,但我一直对美国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所以确定以美国现代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回系后我即联系并获准参加武汉筹备会议,由此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思想认识和学术追求,但不幸遇到一次又一次学术合作的障碍,可幸的是,高考命题组工作是别人无法控制和影响的,我们终于能够一起从事共同乐于参加的工作,所以心情也格外舒畅。无论在组内或者在组外,我们之间往往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许多关系中学历史教材改革和考试改革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不谋而合。

         记得1992-1996年时,高考命题历史组的组长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卢开万(专长中国 古代史) ,副组长是杭州师院历史系教授赵世培(专长中国近代史) ,组员有苏州大学历史系 教 授 胡 喜麟(专长中国古代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成汉昌(专长中国现代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专长中国现代史,接成汉昌),人民教育 出版社副编审马执斌(参加中国近代史段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宗绪(专长世界近代史) ,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新成(专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本人是专长于世界现代史。当时考试中心主管联系历史组的是命题处副处长刘竼,他曾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和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在命题组内,胡喜麟年龄最长,德高望重,写有一手好字,80年代即已加盟命题组,是试题最后润色把关的“刀笔手”。赵世培也是组内元老,对于试题搭配和运行经验独特。成汉昌加盟不久,说话幽默,妙语联珠,为活跃组里生活增色不少,他也是在命题组工作期间第一位因病在1995年3月下旬突然病故的成员。刘新成负责的世界古代史内容所占比重很小,经常被组长调动应急,同时又不误业务。组长为人坦诚,说话直率,办事果断,但有时考虑欠周。宗绪兄在组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各位都和谐相处,彼此尊重,起到“不是组长的组长”的作用,后来他出任命题组长并非偶然。

       和80年代不同,90年代的历史命题组的基本队伍是在高校有着多年教学经验和相当研究水平并且热心普通教育事业的教授队伍,命题组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经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改变以人教社独家垄断的教材高考指挥棒的状况,代之以力图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指导方向,力求加强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改变死记硬背的教材不良学风,为高校高校输送相适应的人文素质的生源。

       命题组分两个阶段工作,一般每年11月召开预备会议,次年3月召开正式命题会议,有时在暑期增加一次历史命题组研讨会,预备会议上要依据抽样调查分析当年高考试卷,研究下一年高考命题方案,分工进行命题准备。在预备会议前和当年高考结束后,命题教师可以公开发表和中学历史有关的见解,预备会议结束后到下一年高考期间,严禁随意发表与历史高考的相关见解。为了充分做好命题准备工作,分成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三个小组,分别就准备的命题草题进行反复研究和推敲,我和宗绪、新成在一起研究世界史方面的命题。在准备成熟的基础上,大组开会逐一讨论全部题型和试题以及拟定的标准参考答案,在共同拟好出甲乙两套试卷后,还要对每道试题逐一打磨,从不同角度论证试题的优劣,并综合研究整体试题的科学性,考量试题的区分度和对于能力测试的影响,还要检查是否超出大纲的范围以及和教材的覆盖面。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有时学术性,技术性很强,有时反复检验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来不得半点粗心大意。宗绪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总是认真做好每一个环节,审视每道题的每句话和每一个标点符号,决不掉以轻心,他既能将科学性,知识性和思想性溶于一体,又能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给组里所有成员留下深刻印象,成了命题组完全信得过的成员,经他手的试题使人感到放心。人们可以从90年代以来历年历史命题思路的变化中看出,一些对高考内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近代史范围试题的最初样题即出于他的思路和手笔。
 宗绪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是公认的,但他并不自居权威,而是作为平等成员也承担试题誊清等具体而琐碎的工作。在两三四套试题。如(新教材试卷,旧教材试卷,成人试卷,香港试卷),每套A、B卷拟好后还要再次打磨定稿,并且提请专家审题业务把关和教育部主 管 部 长 审 题 政 治 把关,几乎每次历史试题都是受审的重点,而且最担心的也是部长政治把关审题。只要审题部长有点什么疑问,就得撤下重出,我们得连夜紧急集合再出新题,所以常有备用题 来“救 火”,有两次我们就连夜开会应对,宗绪兄作为救火队员能够沉着应对,度过审题难关。

       高考试卷经过两次审题后还要再次打磨修改定稿,这往往是组长的事,有时宗绪兄也被招来应急。考试中心在对试卷交付印刷前还要三校和四校清样,这些校对清样的工作在北京的宗绪兄和我都是经常参加的,一去就是一整天。这些工作的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包括标点符号,都要极其认真地对待。对所出的每一道题都要共同签字,宗绪从不马虎大意和讨价还价。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去干和能够干的,而组长和副组长一个在 武 汉,一 个 在杭州,鞭长莫及,我们在校对中发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对于组长来说,他们不因宗绪而感受发杵,不好领导,而是感到有了得心应手的好帮手。命题组的工作严肃甚至枯燥,但是哪里有宗绪,哪里就有欢乐和笑声,命题组的生活不仅不乏味,而且充满乐趣。

       如何让命题改革思路使广大师生逐步接受,从而加快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步伐,宗绪和命题组尝试出了辅助学生应试几十套泰兴题库,以帮助学生适应考试改革的需求,同时命题组还合作编写了《历史学科考试测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宗绪兄负责撰写其中第三章历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的第五节世界近代史。该书完整反映了命题组的改革思路,它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该书署名刘竼编著,而第二章题型功能述评和第三章 知识体系部分分别由命题组成员编 写,为了避免对高考带来冲击,出版时没有将命题组成员的名字写上。当时教育部提出建立命题的题库的要求,但这并不符合中学教材的实际。因为教材体系,观点和内容及史实上存在诸多问题,如果依据现有教材命题,显然有着极大的局限,在没有新的稳定教材情况下,就建立起一套题目,并据此命题显然不妥,宗绪据理力争,建议暂缓高考命题的题库工作,现在看来实在是明智之举。

        高考命题对于工作人员的保密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在这一方面,宗绪一向是严格遵守的模范。在命题组会议期间的工作纪录,只能写在规定的编号笔记本上,会后全部上交。会议期间,各个学科组不经同意不得交流情况。至于试题,更是绝对不准以任何形式泄露。记得1995年月12-15日,开万、宗绪、我去岳阳参加全国中学历史理论教学研讨会,宗绪讲了一天的世界近代史的若干问题,我谈了一天的美国史和世界现代 史;15日是开万讲,我们返回北京。会上有不少人对我们的讲授进行了录音,我和宗绪守口如瓶,任何人想找麻烦都难以找到把柄。

       为了满足广大中学教师的需要,在岳阳讲学期间,西北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卢先生专门找宗绪和我,希望合编一本适合于中学历史教师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需求的书稿。1995年底 和1996年春夏之交,出版社又催促此事。于是,我们商议动笔,定 名 为《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三十讲》。宗绪负责近代部分15讲,我负责现代部分15讲,全书由他统稿,这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小册子集中反映了我们对于世界近代、现代历史教材问题的新见解,该书出版后引起轰动效应。

        在命题组工作期间,我们对于人教社出版、多次印刷的教材都反复进行了对比研究,命题工作受到人教社教材的极其严格制约,一度规定命题要依据大纲和教材,而大纲和教材是人教社制订的,后来改为依据大纲和教材而不拘泥于大纲和教材。尽管如此,试题绝不可出与教材相悖的内容,也不能超出大纲的范围。而现行教材和大纲的问题实在很多,包括教材中存在一些知识性错误。此外,教材涉及世界史内容不多,下限有又到1945年,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命题难度,有 些试题内容出不了或不能出,往往需要运用教材提供的知识点打“擦边球”,而且问答题往往在世界近现代史范围内选择。在这方面可以说出高考试题要比出大学试题和研究生试题难得多,我们不仅感触良多,而且也费时不少。我们多次在交谈时讨论现行中学历史教材无论在课程体系上还是在课程内容和教法上均存在不少弊端,并且不止一次地通过人教社在组里的成员转达对于修改教材的强烈愿望,但这些建议犹如石沉大海。1995年4月16日在北京市西城教学研究中心,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组派人专门听取宗绪和我对世界近代和现代史部分的修改意见,我和宗绪分别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但从最后发表的修订大纲来看,我们颇为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我们只好考虑公开自己的观点。在苏州、日照、岳阳、南阳等地,我们多次向中学教师讲述自己的见解。1994年第11、12期《历史教学》连载了我的《20世纪的现实和高中<世界历史课本>》,这篇文章得到宗绪兄和 组内成员的好评,认为作为命题组成员不仅要出色完成命题任务,而且要通过讲授、著文等宣传我们的改革思路。我淡出命题组后,更有条件不受约束地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1999年7月起我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上发表了《评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130例质疑引发的思考》的文章。该文同样得到了宗绪的全力支持,文章完稿于5月4日,我曾征询宗绪兄的意见,商议选择在哪家杂志社发表更好。宗绪分析了全国几家专业性中学历史杂志,主张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发表,效果可能更好。

       这篇文章触发了全国范围的一场关于中学历史教材改革的大辩论。宗绪一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中学教师一边的,他曾几次对我谈到人教社领导内部统一口径,极力掩饰自己的问题,这种做法极不明智。在宗绪看来,中学历史教材不改革不 行 了,高 考 命 题 的 空 间越来越小,教材不改 革,高考改革指挥棒的积极作用就难于发挥,出版社独家垄断教材的局面迟早是要打破的。对于某些权威以势压人、不顾历史真实,维护教材错误的2000年人教社“10-26”教材会 诊,宗绪也极为反感。这不仅基于这次教材编写大争论的事实,而且基于他对其中某些人的深切了解和他亲身受害的体验。例如有位“风派”教授,搞历史却不尊重历史,曾 撰 写 专 文 吹 捧 某 教 授“胸中自有一部 世 界史”,引人发笑,与被吹捧的某教授同事的一位专家 即 曾 当着宗绪和我的面说:“他胸中哪里有一部世界史?”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维护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广大中学教师的合法权益,我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和《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了《学术批评与非学术因素——质疑人民教育出版社“10-26会诊”》长文,批驳了某些所谓的权威的错误观点,结果进一步得罪了某些人。2003年春,宗绪病危期间,我和玉圣去医院看他,宗绪忍无可忍之际讲了一件他不得不说的故事:某教授一再敦请他主持高教社的《世界史近代史》修订工作,但 特别关照,有两个人不要找,一个是杨玉圣,另一个是黄安年,他们都有网站,还写文章骂我的好朋友。”

      在命题组工作期间,宗绪一直坚持讲真话,不讲违心话。他在各地召开的教研员分析高考试题的分析会上多次公开质疑所谓3+2或3+X的考试模式,而这种模式却是教育部领导肯定并一再推广的,他认为这种考试模式脱离了中学实际,不是减轻而往往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一再呼吁重视世界史教学。宗绪先后参加了在北师大举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审定会和在教育部举行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审稿会。2002年11月底,在教育部召开的专家审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座谈会前"教育部主管部门希望他能够参加,但担心对他健康有影响,朱汉国教授通过我征询他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说:这个会我要参加,在由教育部朱慕菊副司长主持的会议上,宗绪抱病发言,坦阵这类考试模式的弊端,再次呼吁取消这类不切实际的考试模式,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教育部召开的会议。

       宗绪兄的推荐下,北师大历史系有多名具有创新精神、年富力强的优秀教师先后参与命题组的工作,也使北师大历史系和中学历史教材改革与高考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今天北师大历史系已经成为推动新世纪新一轮改革的重镇,这是和宗绪的人才开发策略密不可开的。

       宗绪是一位帅才,这在高考命题和历史教材改革中已经充分地展现出来。恕我直言,这样的帅才在北师大历史系并不多见。

       半个多世纪以来,宗绪兢兢业业,严以律己,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为了祖国的教育 事业,他在临终时尽管没有给他以共产党员的称号,但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是远远高于某挂着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的。宗绪不是博士生导师,但他的学术水平、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远远高于某些徒有虚名的博士生导师,一个大学的权威历史学家,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耕耘在高考命题组,大大促进了历史课程的高考改革和历史教材改革,这在现有大学教师队伍中迄今是绝无仅有的。也正是由于为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付出了太多太多,而他总以为自己身体健康无碍,谁知癌症恶魔竟悄悄地侵入了他的肌体,在2004年6月4日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这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刘宗绪教授。

文/黄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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